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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时间:2015-2-14 17:45:07 点击:

  核心提示: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来 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复兴?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场因比所说的“不朽的幻...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来

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复兴?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场因比所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人们对于罗马帝国、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就曾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普遍国家的公民“不顾显而易见的事实……倾向于将其视为希望之乡、人类奋斗的目标,而不是夜幕下荒野中的蔽身之地”。当英国统治下的和平达到顶峰之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西方是这个模式的例外吗?梅尔科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当自然地倾向于给予这两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或许是正确的。然而,在过去,其他文明中持类似看法的人却是错误的。

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和变动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历史的证据和比较文明史学者的判断却表明并非如此。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和动力并无重大的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ZO世纪初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

在对文明史演进所作的或许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罗尔·奎格利发现了可分为七个阶段的共同模式。(见上文第二章)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间通过融合古典的、闪米特的、撒拉逊的和野蛮的文化因素而开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从8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随后便出现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见的扩张阶段和冲突阶段的拉锯运动。根据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学者的观点,西方目前似乎已走出了冲突阶段。西方文明已经成为一个安全区,除了偶然发生的鳄鱼战外,西方内部的战争事实上是不可设想的。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世界帝国的体系,其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机构的复合体系,它在文明的层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简而言之,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正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当后人回顾以往时,将会按照历史上反复重现的文明演进模式称其为“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世界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它是这样一个阶段:

经济急剧衰退,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 间发生内战,文盲增加,社会日益虚弱。人们徒劳地进行努力通过立法来制止浪费。但衰退在继续。社会在宗教、知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大范围内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忠诚。新的宗教运动开始遍及社会。人民越来越不情愿为这个社会而战,甚至不愿意通过纳税来支持它。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青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 奎格利在一个可能是正确的,但未得到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有力支持的预测中总结道:“西方文明于大约公元500年时尚不存在;在将近公元1500年时达到鼎盛时期,它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肯定会消亡,或许是在公元2500年之前。”他指出.那时,中国和印度的新的文明将取代被西方破坏了的文明并进入扩张阶段,对西方和东正教文明构成威胁。见奎格利著《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印第安那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初版于1961年),第127页,164-166页。——原书脚注  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现了许多被奎格利确认为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特别是与东亚社会相比较。在西方,个人和集体消费优先于未来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建设。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西方的经济仍在增长;西方人基本上仍过着富裕的生活;此外,西方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低出生率的问题不可能由政府来解决,这方面的努力一般要比降低人口增长更不成功。然而,在具备下述两个先决条件时,移民会成为新的充满活力的人口资本的潜在来源:首先,接收国给予它所需要的有能力、有资格和精力充沛的人才和专业人员以优先权;其次,新移民及其子女能够融入接收国和西方的文化。美国可能在满足第一个条件上存在问题,欧洲则可能在满足第二个条件上存在问题。但是,以西方国家政府的经验和能力。完全能够制定出管理移民人数、来源、特性和同化移民的政策。

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选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现包括:

1、反社会行为的增长,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

2、家庭的衰败,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

3、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即志愿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的下降;

4、“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

5、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的减少,在美国表现为学术成果水平降低。

西方未来的健康及其对于其他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应付上述趋势。当然,这一趋势增强了穆斯林和亚洲人对其道德力量的优越感。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青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其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欧洲人崇尚宗教信仰、遵守宗教习俗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比率正在下降。这一趋势反映出的不是对宗教的敌视,而是对宗教的冷漠。然而在欧洲文明中仍然渗透着基督教的思想、价值观和实践。一位瑞典人说:“瑞典人的宗教信仰在欧洲大概是最薄弱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体制、社会实践、家庭、政治和生活方式受到了路德宗的根本影响,你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与欧洲人不同,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信仰上帝,自认为是宗教民族,许多人去教堂作礼拜。有证据显示,尽管在美国直到80年代中期没有出现宗教复兴,但是在其后的10年中,宗教活动似乎在加强。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目中地位的下降,最多只会对西方文明的健康构成一种非常长远的威胁。

美国面临着一个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们谴责,用其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说,在教育中“有系统地倾向于欧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欧一美单一文化观点的统治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多元文化主义者常常是坚持种族中心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的遗产中,他们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的“态度是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

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而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把鼓励多样性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这些做法与以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的创始者将多样性视为一个现实和一个问题,因而有了国家的座右铭“合众为一”。这是大陆会议的一个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亚当斯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后来的政治领袖们也担心种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的威胁(事实上它们在1815-1914年间导致了美国的最大的战争),并响应“让我们团结起来”的号召,视促进国家的统一为其主要责任。西奥多·罗斯福警告说:“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然而,go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却不仅允许并且努力促进多样性的发展,而不是促进他们所管理的人民的团结。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多元文化主义者还通过以集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来对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提出挑战,而集体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偏好来界定的。冈纳·迈尔戴尔在4O年代指出,美国信条是“这个伟大的、无可比拟的国家的聚合剂”,此话进一步证实了自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和阿利克斯·德·托克维尔以来的外国观察家的论点。理查德·霍夫施塔德赞同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命运依赖于一种而不是多种意识形态。”如果这种意识形态被其相当一部分公民所摈弃,那么在美国会出现什么情况?与美国相比较,另一个大国苏联更是以意识形态形式来界定其统一,它的命运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实例。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苏联的急剧解体,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一现代主流思潮失败的先兆。自由主义远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在历史终结之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将成为另一块倒坍的多米诺骨牌。”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洽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用詹姆斯·科斯的话来说,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美国人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西方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昧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在文化上,美国是西方大家庭的一员;多元文化主义者可能损害甚至破坏这种关系,但却不能替换它。美国人如果要寻找其文化根基,他们会在欧洲找到。

90年代中期,人们就西方的性质和未来展开了新的讨论,再次认识到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对如何确保其继续存在也更为关切。这部分是由于认识到了扩大西方的重要机构北约、将东面的西方国家包括进来的必要性,部分是由于西方内部在如何对南斯拉夫的分裂作出反应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它也更广泛地反映了,在苏联威胁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对西方未来的统一,特别是它对于美国对欧洲承担的义务意味着什么,感到忧虑。随着西方国家与日益强大的非西方社会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西方人越来越意识到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共同的西方文化核心。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都强调恢复大西洋共同体活力的必要性。1994年末和1995年,德国国防部长、英国国防大臣、法国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各类其他重要人物都对这一目标表示了拥护。英国国防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对他们的观点作了总结,他于1994年12月论证了建立“大西洋共同体”的必要,并指出它将建立在四个支柱上:“北约框架内的防务和安全”;“对法治和议会民主的共同信仰”;“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从通过文艺复兴而继承的希腊和罗马的共同欧洲文化遗产,到我们本世纪的共同价值观、信仰和文明。”1995年欧洲委员会启动了一个“更新”跨大西洋关系的计划,使得欧盟和美国签署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协议。同时,许多欧洲政要和商界领袖都支持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尽管美国的劳联-产联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其他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但是其领导人却热情地支持建立一个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认为它不会使美国的就业机会受到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它还得到了欧洲保守派(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保守派(纽特·金里奇)以及加拿大和其他英国领导人的支持。

正如第二章所论述的,西方的发展和扩张经历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第一个阶段欧洲阶段,接着在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个阶段美国阶段。如果北美和欧洲能够更新建立在文化共性基础上的道德生活,并发展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来补充其在北约内的安全合作,它们便能够创造出西方经济富裕和政治影响扩大的第三个阶段欧美阶段。富有意义的政治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销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生产和军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对下降,并使其他文明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复。马哈蒂尔总理警告亚洲人说:“由于其贸易影响,联合起来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号施令。”但是,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世界之中的西方

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有三个广泛的含义。

首先,政治家能够建设性地改变现实,只要他们承认并理解它。文化政治正在形成,非西方文明的力量正在上升,这些社会日益伸张自己的文化,已得到非西方世界的公认。欧洲领导人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既可以使人团结,又可以使人分离。相反,美国的精英们在接受和把握这些正在形成的现实时却反应迟纯。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支持多种文明共存的苏联、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俄国的统一,却无力制止造成分裂的强大的种族和文化力量。他们推动多文明的经济一体化,然而这种一体化要么像亚洲太平洋经济共同体那样没有意义,要么就像与墨西哥搞在一起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带来未曾预料的巨大经济和政治代价。它们试图与其他文明的核心国家发展紧密关系,与俄罗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建设性接触关系”,即使在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利益冲突。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并未全心全意地让俄罗斯参与在波斯尼亚寻求和平的努力,尽管作为东正教的核心国家,俄罗斯在那场战争中有重大的利益。为了实现波斯尼亚多文明国家的幻想,克林顿政府拒绝给予塞族和克族这两个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利,却在巴尔干扶持了一个伊朗的一党专政的伊斯兰伙伴。同样,美国政府还支持穆斯林服从东正教国家的统治,坚持认为“毫无疑问,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虽然欧洲人普遍承认,在以西方基督教为一方、以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为另一方之间的分界线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美国国务卿却说:美国“不承认欧洲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欧洲伊斯兰教之间的根本差异”。然而,正是那些不承认这些根本差异的人,注定要为这些差异而灰心丧气。克林顿政府起初好像没有看到美国和东亚社会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因而一再提出有关贸易、人权、核扩散和其他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总体说来,美国政府在适应受文化和文明潮流影响的全球政治的时代时遇到了非同一般的困难。

其次,美国的对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愿放弃、改变,有时甚至是重新思考适应冷战需要的政策,而深受困扰。在一些情况下这表现为,仍然将苏联的复活视为潜在的威胁。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应尊重冷战时的盟友和武器控制协议;北约应保持其冷战期间的状态;日美安全条约对东亚安全至关重要;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可违反;欧洲常规力量协议必须遵守。显然,所有这些和其他冷战遗产都不应轻易抛弃。但是,继续保持它们在冷战期间的形式,也不一定符合美国或者西方的利益。多文明世界的现实表明,北约应当扩大,将愿意加入的其他西方社会包括进去,还应当承认,让两个互为最坏的敌人、而且都与其他成员国缺少文化共性的国家作为成员国,实质上毫无意义。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签定是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确保苏联和美国互不伤害,从而阻止苏美核战争,但它也会极大地削弱美国和其他社会保护自己不受预想不到的核威胁、恐怖分子和无理性的独裁者攻击的能力。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威慑苏联对日本的进攻。那么在冷战后时代,它的目的又是什么?遏制和威慑中国?推迟日本对崛起的中国的顺应?阻止日本进一步军事化?日本人对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以及美国人对其为防卫日本而承担的非互惠义务的必要性,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问。欧洲常规力量协议的签定是为了缓解北约和华约组织在中欧的对抗,但这种对抗已不复存在。目前这一协议的主要影响,是给俄罗斯在对付来自南面穆斯林国家造成的安全威胁时造成了困难。

第三,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这一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愿望并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他们便会成为“错误意识”的牺牲品,这与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中发现的“错误意识”相类似。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它是错误的,是本书的中心论题,迈克尔·霍华德爵士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西方的一种假设是,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个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世界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造就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一假设是根本不真实的。”如果一个读者迄今尚不能信服包含在迈克尔爵士这番话中的智慧,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远离本书所描绘的世界里。

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是不道德的。19世纪末欧洲国家几乎遍及世界的扩张和20世纪末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使得西方文明传播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然而,欧洲人在全世界的扩张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也正在后撤,因为它仅仅是为了在冷战期间保护美国不受来自苏联的威胁,而这种需要已不复存在。正如我们所论证的,权力的扩大带来文化的传播。如果非西方社会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只能是西方权力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此外,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干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悻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价值观。随着亚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开始越来越坚信其文化的普遍适用性,西方人将日益认识到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处于空前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较弱的亚洲、穆斯林和其他社会正开始积聚力量。西方人可能被引导去应验布鲁图”众所周知的有力逻辑:

时机已熟我兵强,

敌势日增需谨防,

纵处高峰防滑落,

潮涨潮落有文章。

随潮进取操胜券,

错过机缘引恨长,

而今正是适航日,

抓紧时机旌旗扬。

然而正是这一逻辑导致了布鲁图在腓利皮的失败。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思想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

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

把中欧的西方国家,即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

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

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冷战后,美国就正确的对外政策展开了大规模的辨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其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它们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全球战争很可能不会发生,但不是不可能发生。前面已经提及,这样的战争可能由不同文明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升级而引发,特别是当一方为穆斯林而另一方为非穆斯林之时。如果推心勃勃的穆斯林核心国家竞相为其参战的宗教亲族提供援助,战争就更可能升级。如果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亲缘国家认为不深入地卷入战争符合自己的利益,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

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极大地减少。台湾和中国大陆已和解,台湾继续保持它事实上拥有的大部分独立,但明确承认北京的宗主权,而且依照194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模式,在中国的倡议下进入了联合国。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急于雪1979年之耻的中国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为推动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失败,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日本禁止美国使用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美国无视禁令,日本宣布保持中立并封锁美军基地。中国人从台湾和大陆派出的潜艇和陆基飞机重创美军舰队和在东亚的军事设施。与此同时,中国的地面部队挺进河内,占领了越南的大片领土。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拥有向对方领土发射核弹的能力,因此双方心照不宣地采取了克制态度,在战争初始阶段没有使用核武器。然而,两国国内都存在对核袭击的恐惧,在美国尤为强烈。于是,很多美国人开始发问: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种危险?即使中国控制了南中国海、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对于我们又会有什么不同?反战情绪在美国西南部拉美裔控制的州内最为强烈,那里的人民和州政府宣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效仿1812年战争期间新英格兰的模式,选择退出战争。在中国人巩固了它在东亚的最初战果之后,美国的公众舆论开始向日本人在1942年时曾希望的那个方向转变,他们认为。击败这个新近宣称霸权的国家代价太大,还是让我们满足于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在西太平洋进行的零星战斗或“假战争”吧。

然而,与此同时,这场战争对其他文明的主要国家产生了影响。印度抓住中国的精力被牵制在东亚的机会,对巴基斯坦发动了致命的攻击,旨在彻底摧毁该国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印度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军事联盟因此正式建立,伊朗派遣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军队前去支援巴基斯坦。与伊朗军队和由不同民族集团组成的巴基斯坦游击队作战的印度陷入了困境。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呼吁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印度警告说伊朗可能控制西南亚。但是,中国对抗美国的最初胜利在穆斯林社会中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西方运动,剩下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的亲西方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伊斯兰主义运动推翻。这个运动的主力军来自穆斯林人口暴增的最后一代青年人。由西方的软弱而引发的反西方浪潮导致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大举进攻,对此,已被大大缩编的美国第六舰队无力制止。

中国和美国都试图在其他重要国家中寻求支持。由于中国在军事上得手,日本开始紧张不安地追随中国,变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场为亲中国的积极中立,随后又按中国的旨意行事而成为参战方。日本军队占领了存留下来的日本美军基地,美国匆忙撤出。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封锁,美日舰队在西太平洋展开了零星战斗。战争伊始,中国提议与俄罗斯签署一个共同安全条约(令人隐约地联想起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然而,中国的战果对俄罗斯产生了与日本相反的效果。中国赢取胜利和全面控制东亚的前景吓坏了莫斯科。俄罗斯向反对中国的方向发展,开始向西伯利亚增派军队,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无数中国人干预了这些行动。中国进行军事干预来保护自己的同胞,并占领了海参威、黑龙江流域和东西伯利亚的其他重要地区。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战斗在中西伯利亚蔓延,在原先被中国置于“保护”之下的蒙古出现了暴动。

控制和获取石油对于所有参战方都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尽管对核能源进行了巨额投资,但仍然严重地依赖于石油进口,这进一步加强了日本顺应中国的倾向,以及它确保波斯湾、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石油渠道畅通的倾向。战争期间,随着阿拉伯国家被伊斯兰好战分子所控制,波斯湾对西方石油的供应已减少到杯水车薪,于是西方日益依赖于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这导致西方加紧了把俄罗斯纳入自己一方的努力,并支持俄罗斯加强对其南面石油蕴藏丰富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

与此同时,美国急切地动员欧洲盟国给予全面支持。欧洲国家虽然扩大了对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援助,但不情愿在军事上卷入。然而,中国和伊朗担心西方国家最终会集结起来支持美国,甚至像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支持了英国和法国那样。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它们秘密地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部署中程核导弹,警告欧洲国家不要介入战争。除日本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恐吓几乎总是产生与中国预期相反的效果,此次亦不例外。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并报告了这一部署行动,北约理事会声明必须立即撤出这些导弹。然而,在北约未及采取行动之前,一直想重新扮演反对土耳其的基督教卫士之历史角色的塞尔维亚,入侵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也参加了进去,于是两个国家占领和分割了波斯尼亚,缴获了导弹并继续进行它们在90年代被迫终止的种族清洗。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试图帮助波斯尼亚人;希腊和保加利亚发动了对土耳其欧洲地区的入侵,土耳其人纷纷逃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市内一片恐慌。同时,阿尔及利亚发射的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在马赛附近爆炸,北约以对北非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来进行报复。

就这样,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展开了一场反对中国、日本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真正的全球战争。这样的战争将如何终止呢?双方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很明显,只要对它们的使用超过最低限度,双方的主要国家都将被严重摧毁。如果相互威慑能够起作用,筋疲力尽的双方就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但这并不能解决中国在东亚的霸权这一根本问题。另一种可能是,西方企图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来击败中国。然而,由于日本已与中国结盟,日本岛便成为中国的防护体,这使得美国无法使用海军攻击中国沿海的人口和工业中心。替代办法便是从西面对付中国。中俄之间的战斗促使北约接纳俄罗斯为成员国,与它合作抵御中国对西伯利亚的入侵,并维持俄罗斯对中亚富有石油和天然气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同时还促进藏族、维吾尔族和蒙族人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逐步调动和部署西方和俄罗斯军队东进西伯利亚,旨在越过长城向北京、满洲和汉族中心地带发起最后的攻击。

不论这场全球文明之战的直接后果如何,是在相互核摧毁、双方都精力耗尽之后通过谈判而停战,还是俄罗斯和西方军队最终进入天安门广场,更大范围的长期后果几乎不可避免地是,所有主要参战方的经济、人口和军事权力的急剧下降。其结果是,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现在变为从北向南转移。文明间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于参战的文明。西方、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果印度逃避了这场劫难,即使它也是参战方,那也将为印度沿着印度路线重塑世界敞开大门。大批美国公众指责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精英以其狭隘的西方取向导致了美国的严重衰弱。拉美裔领导人通过允诺可从置身战争之外的繁荣的拉丁美洲国家得到马歇尔计划式的广泛援助,得以上台执政。另一方面,非洲不仅对欧洲的重建没有帮助,被社会动员起来的民众反而出动掠夺欧洲残存的财富。在亚洲,既然中国、日本和朝鲜遭到了严重的战争破坏,权力也向南转移,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印度尼西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在澳大利亚顾问的指导下,开始对东起新西兰、西至缅甸和斯里兰卡、北到越南的事务指手划脚。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在未来,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度和复兴了的中国发生冲突。无论如何,世界政治的中心都在向南转移。

如果读者认为这一场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幻想,那倒是幸事。还是让我们希望,不会出现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间的战争场景吧。然而,这~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扰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越南)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起的作用。

简而言之,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但事实是,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对于西方以及那些旨在补充或取代西方主导作用的文明来说,接受这些原则和一个文明之间更加平等相待的世界,并非易事。例如,在这样的世界里,核心国家可能会把拥有核武器视为它们的特权,而不允许为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拥有。祖尔菲卡尔·阿里·布托在回顾他为发展巴基斯坦的“全面核能力”所作的努力时曾辩护道:“我们知道以色列和南非具备全面核能力,基督教、犹太和印度教文明也具备这种能力,唯独伊斯兰文明不具备,但是这一状况即将改变。”在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中,为争夺领导地位展开的竞争亦会激发为拥有核武器而展开的竞争。伊朗尽管与巴基斯坦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但显然仍认为它与巴基斯坦同样需要核武器。另一方面,巴西和阿根廷放弃了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计划,南非也销毁了它的核武器,但如果尼日利亚开始发展其核能力,南非可能重新希望获得核武器。核扩散显然具有危险性,正如斯科特·萨根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各主要文明的一个或两个核心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可能是个适度稳定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当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衰落之时,这些国际机构将在压力之下进行重组,以适应其他文明的利益。最明显、最重要或许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问题。常任理事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组成的,但是这一状况与世界的权力现实日益不符。为此,在今后的长时间内将发生两种变化,一是改变成员国的构成,二是可能发展一些不那么正式的程序来处理安全问题,甚至像七国首脑会议处理全球经济问题那样。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拥有一个永久席位,但目前仅有三个文明拥有。美国赞成给予日本和德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但显然只有在其他国家进入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巴西提出增加五个不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它们是德国、日本、印度、尼日利亚和巴西。然而,这样便使世界上的10亿穆斯林没有代表,除非尼日利亚能够担当起这一责任。从文明的角度看,日本和印度显然应当是常任理事国,非洲、拉丁美洲和穆斯杯世界也应当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席位可由这些文明的主要国家轮流担任,由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美国弃权)作出选择。将英国和法国的席位合并为一个欧洲联盟的席位,由欧盟决定轮流担任,也是恰当的。这样,七个文明可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则拥有两个。此分配方案广泛地体现了世界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分布。

文明的共性

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西方普世主义者的幻想和全球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是否会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地导致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如果普世主义使帝国主义合法化,那么相对主义是否会使压制合法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次是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们规定体制和行为模式以引导人们走上一条对某一特定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道路。然而,高于、超出和产生于这一最高标准道德的,是“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它体现了“得到重申的最深厚的或最高标准道德的特性”。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最低道德观念存在于一切深厚的道德之中,与其不可分离。也存在着最低道德的“否定性戒律,最可能的就是反对谋杀、欺诈、酷刑、压迫和暴政的规则”。人们共有的“更多的是共同的敌人(或罪恶),而不是对共同文化的责任感”。人类社会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有时候我们与他人一同前进,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独自行进”。然而,“浅显”的最低道德的确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状况,而且“普遍趋向”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90年代初,新加坡这个小国为确认共性作出了努力。新加坡的人口构成大约是,76%为华人,15%为马来人和穆斯林,以及6%为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过去,新加坡政府在人民中倡导“儒教价值观”的同时,坚持所有人必须接受英语教育并能够讲流利的英语。1989年1月,黄金辉总统在议会开场演讲中指出,270万新加坡人对来自西方的外部文化影响是极为开放的,这使得他们“与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有着密切的接触”,但也使他们向“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开放。他指出:“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更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观”。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体所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应体现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

黄金辉总统提出了四个基本的价值观:“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通过共识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重大争议问题,强调种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与和谐。”他的讲话引起了关于新加坡价值观的广泛讨论。两年后,一本白皮书提出了政府的立场。白皮书赞同总统提出的所有四个价值观,但又补充了一条,即尊重个人,目的在于强调个人价值在新加坡社会中的优先地位,以抗衡可能导致裙带关系的儒教等级观念和家庭观念。白皮书将新加坡人的“共同价值观”确定为:

国家先于(民族)群体,社会高于个人;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

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

重视共识而不是斗争;

种族和宗教和谐。

在列举新加坡人对议会民主的信奉和政府美德之时,“共同价值观”声明却只字不提政治价值观。政府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并且仍将如此。“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

新加坡计划界定各民族和宗教社会群体共同的、区别于西方的文化认同,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和有见识的努力。当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声明,会更强调相对于社会群体权利而言的个人权利、言论自由、真理源于思想争论、政治参与和竞争,强调法治而不是由专家、智者和负责任的统治者治国。然而,尽管西方人会补充新加坡所没有的一些价值观,降低新加坡某些价值观的优先位置,但几乎没有西方人会把这些价值观当作没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拒绝。至少在基本的“浅显”道德层面上,亚洲和西方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二此外,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西方基督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犹太教——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区分开来,它们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加强单一的全球文明。这样的文明可能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宗教、知识、艺术、哲学、技术、物质福祉等等的混合体。显然,这一切并不一定要同时改变。然而学者们从文明史中很容易确认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那么问题是,人们如何标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起伏?是否存在着一个世俗的、超越个别文明的、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发展的总趋向?如果这一趋向确实存在,它是否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增强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控制能力,因而产生出水平越来越高的先进技术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在当今时代,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是否是更高水平的文明的先决条件?抑或是,文明水平的升降主要存在于各别文明的历史之中?

这个问题是关于历史发展是直线式的还是循环式的辩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设想,加强教育和自觉性,以及提高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理解水平所导致的现代化和人类道德的发展,会使文明向越来越高的水平持续发展。另一种可能是,文明的水平‘不过反映了各文明的演进阶段。一个文明形成之初,其人民往往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粗悍,具有流动性和扩张性。他们相对来说是不文明的。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们日益定居下来,并发展了使其变得更为文明的技术和工艺。随着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竞争的减少和普遍国家的出现,该文明便达到了文明的最高水平,即它的“黄金时代”,道德、艺术、文学、哲学、技术以及军事、经济和政治能力均达到鼎盛时期。当它作为一个文明开始衰落时,其文明的水平亦开始下降,直至它在另一个水平较低但蓬勃发展的文明的进攻下消失。

总体说来,现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在某些方面似乎是如此。在当代世界,奴役、酷刑和对个人的恶意侮辱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这是否仅仅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影响的结果,如果是如此那么在西方文明衰落之时是否会出现道德的回复? 90年代,在世界事务中存在着众多可以说明“大混乱”现象的相关证据: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法律和秩序崩溃,国家管理不力,无政府状态日益蔓延;在许多社会中,出现了全球性犯罪浪潮;跨国犯罪集团和贩毒集团猖猛,吸毒现象泛滥;在许多国家中家庭普遍削弱,信任感和社会团结下降;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民族、宗教和文明间的暴力活动以及武力统治盛行。在一座又一座城市里——莫斯科、里约热内卢、曼谷、上海、伦敦、罗马、华沙、东京、约翰内斯堡、德里、卡拉奇、开罗、波哥大和华盛顿,犯罪现象几乎直线上升,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正在消失。人们在谈论全球性的政府危机。跨国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以及以暴力打击文明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兴起,越来越可与跨国公司生产的经济产品的增长相比。法律和秩序是文明首要的先决条件,然而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南亚和中东,它似乎正在消失,而它在中国、日本和西方也在遭到严重破坏。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让位于野蛮状态,它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

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在文明的冲突中,欧洲和美国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更大的冲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冲突”中,已经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技术、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世界各伟大文明也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作者:[美]亨廷顿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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