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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

时间:2015-2-14 17:39:17 点击:

  核心提示:  文明和秩序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在这些情...

                      文明和秩序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在这些情况下,文明的集团正在形成,它包括核心国家。成员国、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以及较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希望控制的邻国中其他文化的民族。这些文明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国家或几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与那种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种文明集团的程度。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核心国家,它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国家。由于安全的缘故,核心国家可能企图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中国对藏族、维吾尔族,俄国对挺靶族、车臣和中亚穆斯林就是这样)。历史关系及均势的考虑也使一些国家抵制其核心国家的影响,格鲁吉亚和俄国都是东正教国家,但格鲁吉亚历史上反对俄国的控制,却与俄国有密切联系。越南和中国都是儒教国家,但它们之间历史上也相互为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文明意识的形成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像西欧国家已经走到一起一样。

在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影响第三世界的产物。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国已经过时,全球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重大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其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幼D利1994年颁布了一条“维持势力范围”的规则,即: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大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部队人数应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项要求无视地缘政治的现实,因为在任何一个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地区,只有通过该国的领导才能获得和平与维持和平。联合国不能代替区域性权力,当核心国家在与本文明其他的成员国的关系中行使区域性权力时,这种权力就成为可靠的和合法的了。

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如果没有那种亲缘关系,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解决其区域冲突和把秩序强加到该区域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斯里兰卡都不接受印度作为南亚秩序的维护者,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会接受日本发挥那方面的作用。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合法地、权威地同波斯尼亚发生联系的伊斯兰核心国家,就像是俄罗斯之于塞尔维亚人、德国之于克罗地亚人一样,美国便迫不得已地尝试充当这一角色。由于美国在那个区域没有战略利益,该区域的国家边界是在前南斯拉夫时期划定的,美国又与波斯尼亚没有任何文化联系,而欧洲国家又反对在欧洲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美国这样做效果不大。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没有核心国家,已使正在苏丹进行的解决内战的努力极大地复杂化。另一方面,凡是有核心国家存在的地方,它们就成为在文明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

西方边界的形成

在冷战期间,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分散的、多文明国家集团的中心,这些国家有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共同目标。这个集团有多种称呼:“自由世界”、“西方”或“盟国”,它包括了许多国家,但并非全是西方社会,如土耳其、希腊、日本、韩国、菲律宾、以色列,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区域,如台湾、泰国、巴基斯坦。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异质性略小的国家集团,它包括所有的东正教国家(希腊除外),几个历史上属于西方的国家,越南和古巴,在更小程度上还有印度,有时还有一个或多个非洲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两个多文明的、跨文化的集团四分五裂了。苏联体系的瓦解,特别是华沙条约的解体是急剧的。冷战期间多文明的“自由世界”正在更缓慢地但与此类似地重组为一个新的或多或少与西方文明范围相一致的集团。一个边界形成的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它涉及到如何定义西方国际组织成员的问题。

欧洲联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首先被一个由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的内部集团所环绕。这些国家全都同意取消货物和人员往来的一切障碍;然后是其他成员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英国、爱尔兰和希腊;1995年成为其成员国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以及当时的联系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反映这一现实,1994年秋天,德国的执政党和法国的高级官员各自提出了建立一个有区别的联盟的建议。德国的计划是,由最初的成员国减去意大利组成“硬核心’,由“德国和法国组成硬核心之中的核心’。硬核心国家将努力迅速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并使它们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一体化。几乎与此同时,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提出建立一个三重联盟:五个赞同一体化的国家形成核心,其余的成员国形成第二环,而正在通往成员国路上的新国家构成外环。随后,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详细阐述了这个概念,提出“‘伙伴’国家的外环由东欧和中欧国家组成;中环由同意接受某些领域的共同规则(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的成员国组成;内环由那些愿意并能够在防务、货币一体化。外交政策等方面比其他成员国走得更快的国家结合而成”。(注1)其他政治领导人也提出其他类型的安排,然而,所有这些安排都涉及到一个由联系更紧密的国家组成的内部集团,由与核心国家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组成的外部集团,直到达到把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分离开来的界线。

在欧洲划定那样一条界线是在冷战后的世界里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冷战期间,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并不存在。然而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人们必须面对和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欧洲是什么?欧洲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边界都被大片水域所确定,南部的边界与文化上的明显差异相一致。但是,欧洲东部的边界在哪里呢?谁应当被视为欧洲国家,并因此成为欧洲联盟、北约和类似组织的潜在成员?

几个世纪以来,将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东正教各民族分开的这条伟大的历史界线,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有普遍性的回答。这条界线可以追溯到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和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至少500年来它一直基本上处于它现在的这个位置。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当然,在巴尔干地区,这条界线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界线重合。这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它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因此文明的范式为西欧国家面临的欧洲的范围在哪里结束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不容置疑的答案: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这是西欧人想听到的答案,他们私下里大都支持这个答案,各种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也明确赞同这个答案。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指出的,承认中欧与严格意义上的东欧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这一区别在苏联存在的年代曾经变得模糊不清。中欧包括“那些曾经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一部分的国家;曾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和德国的东部边境地区。‘东欧’这个词应当指在东正教庇护下的那些地区:在19世纪奥斯曼统治结束时才出现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黑海社区,以及苏联的‘欧洲’部分”。他论证说,西欧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把中欧各国人民吸收到他们本应属于的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共同体中来,在伦敦、巴黎、罗马、慕尼黑和莱比锡、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之间重新编织起纽带”。两年后,皮埃尔·贝阿尔评论道:“一条新的断层线”正在出现,它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分界,以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或新教)为标志的欧洲为一方,以东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传统为标志的欧洲为另一方。类似地,一位重要的芬兰人把在欧洲取代铁幕的关键分界线看作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古老的文化分界线”,它位于西部欧洲内的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前奥匈帝国的土地和西欧之外的其他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之间。一位著名的英国人同意,这是“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广义上说,这是那些从罗马直接接受或通过凯尔特人或德国人的中介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与那些东方或东南方的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

中欧人也强调这条分界线的意义。这些国家在摆脱共产主义遗产、走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它们不同于那些没有按照天主教和新教为一方、东正教为另一方的分界线划分开来的国家。立陶宛总统认为,几个世纪前,立陶宛人不得不在“两种文明”之间作出选择,并“选择了拉丁世界,皈依了罗马天主教,选择了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组织形式”。波兰人用类似的话声称,自从10世纪,他们在拉丁基督教对拜占庭的斗争中选择了前者后,他们就一直是西方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东欧东正教国家的人民则以矛盾的心情来看待人们现今对这条文化界线的重新强调。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看到了作为西方一部分并融入它的体制的巨大的好处,但他们同时也认同于自己的东正教传统,就保加利亚人而言,他们历史上与俄国和拜占庭有着紧密的联系。

欧洲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认同,为接纳西欧组织新成员国提供了明确的标准。欧洲联盟是西方在欧洲的基本实体,1994年,随着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的加入,欧洲联盟成员国再次扩大了。1994年春,欧洲联盟明文规定,除波罗的海诸国以外,排除所有前苏联共和国加入欧洲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它与四个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东欧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署了“联系协定”。然而,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可能在21世纪之前成为欧洲联盟的正式成员国,而中欧国家毫无疑问要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先获得那种资格,假如后者确实能加入的话。与此同时,波罗的海诸国和斯洛文尼亚最终成为成员国看来大有希望,而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小国马耳他以及东正教的塞浦路斯的申请在1995年还悬而未决。在欧洲联盟扩大成员国的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国家和经济上也往往更发达的国家。如果采用这条标准,那么,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耳他最终将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联盟将与西方文明范围相重合,正如在欧洲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那样。

文明的逻辑可以就北约的扩大推出类似的后果。冷战开始于苏联把其政治和军事控制扩大到中欧,美国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北约以遏制,如果必要的话,击败苏联的进一步侵略。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随着冷战的结束,北约有一个中心的、必须遵循的目标:通过阻止俄国重新把政治和军事统治强加给中欧来确保冷战不再出现。作为西方的安全组织,北约适当地向那些愿意加入北约的、在军事能力、政治民主和由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等方面符合基本条件的西方国家开放,吸收它们为成员国。

美国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政策最初体现了一个更普遍化的方针,它体现在“和平伙伴”关系中,它对欧洲国家,实际上对欧亚国家普遍开放。这一方针也强调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它反映在克林顿总统1994年1月访问欧洲的讲话中:“现在自由世界的边界应当根据新的行为而不是根据老黄历来确定。我要对所有想在欧洲划定一条新界线的人说,我们不应当排除欧洲拥有最美好前途的可能性——到处都是民主,到处都是市场经济,到处都是为相互的安全而进行合作的国家。我们必须阻止较差的结果出现。”然而,一年后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根据“老黄历”来确定边界的重要性,并开始接受反映文明差别现实的“较差的结果”。该政府积极行动为北约成员的扩大提出标准和日程,首批是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然后是斯洛文尼亚,以后有可能是波罗的海三国。

俄罗斯激烈地反对北约东扩的任何行动,那些被认为是较开明和较倾向西方的俄罗斯人争辩说,东扩将大大加强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政治力量。然而,北约东扩仅限于历史上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国家,并向俄国作出保证,它将不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只要乌克兰继续保持统一)。北约东扩只限于西方国家,也强调了俄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作用;以及因此它应对东正教边界内和沿边界的秩序负责。

根据文明来区分国家的有用性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是根据历史、文化、宗教来判断明显属于西方的仅有的几个前苏联共和国,它们的命运始终受到西方的重大关注。美国从未正式承认它们与苏联的合并,苏联解体时,美国支持它们的独立,并坚持俄罗斯人应当遵守它所同意从这些共和国撤军的时间表。对俄罗斯人来说,这个信息的含义是,他们必须承认,波罗的海诸国不在他们可能想在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建立的势力范围之内。正如瑞典首相所说: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成就是“对欧洲安全和稳定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证实了,由于西方对波罗的海诸国明确负有的责任,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任何复仇企图都无望实现,以此帮助了俄罗斯的民主人土。

当人们普遍关注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扩大时,这两个组织的文化重构亦引起了它们可能引起的缩小问题。一个非西方国家希腊,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另一个非西方国家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它正在申请加入欧洲联盟。这些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们在冷战后的文明世界里还站得住脚吗?

土耳其在欧洲联盟获得正式成员资格很成问题,并且它在北约的成员资格已受到本国繁荣党的攻击;然而土耳其可能仍留在北约,除非繁荣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或者土耳其有意识地摒弃阿塔蒂尔克的遗产,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是可以设想的,也可能是可取的,但在最近的将来却不可能实现。无论土耳其在北约中的作用如何,土耳其在关于巴尔干地区、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的问题上,将越来越追求自己的独特利益。

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园,这里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泉。历史上,希腊人在反对土耳其人时,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先锋;与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不同,希腊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然而希腊也是一个异常的国家,是西方组织中的东正教局外者。它从来不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轻松成员,它在使自己适应这两个组织的原则和道德观念时遇到了很大困难。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希腊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直到它转变为民主制以后才得以参加欧洲共同体。它的领导人似乎常常故意背离西方的原则,并与西方政府作对。希腊较之其他共同体和北约的成员国要贫穷,还常常执行一些轻视布鲁塞尔通行标准的经济政策。它1994年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时的行为激怒了其他成员国,西欧官员私下称让它加盟是一个错误。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希腊的政策越来越背离西方的政策。它对马其顿的封锁遭到西方政府的强烈抨击,结果导致欧洲委员会向欧洲法院寻求反对希腊的禁令。在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希腊采取的政策与西方主要大国不同,它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并公然违反联合国对他们的制裁决议。随着苏联的终结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希腊和俄罗斯在反对它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上有了共同的利益,它允许俄罗斯在希腊族人控制的南塞浦路斯建立重要的军事存在,由于“他们共同信奉东正教”,希腊族人既欢迎俄罗斯人又欢迎塞尔维亚人到他们的岛上来。1995年,俄罗斯人在塞浦路斯大约开设了2,000家公司;在那里出版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一克罗地亚语的报纸;而且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政府主要从俄罗斯购买军火物资。希腊也在与俄罗斯探索把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通过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境内的保加利亚一希腊输油管道运到地中海的可能性。希腊的整个外交政策都带有浓厚的东正教倾向。毫无疑问,希腊将仍然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正式成员。然而,随着文化重构过程的加强,它的这些成员资格无疑将变得更加脆弱,意义更小,给有关方面带来更大的困难。冷战时期苏联的敌对者正在演变成为冷战后俄罗斯的盟国。

俄罗斯与其近邻

沙皇帝国和共产党帝国的继承者是一个文明集团,它在许多方面与欧洲的西方相类似。俄罗斯处于核心地位,相当于西方的法国和德国;它与一个内环密切相联,这个内环包括两个主要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共和国——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还包括哈萨克斯坦(其人口中有40%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历史上它是俄国的亲密盟国)。9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通过选举而掌权的亲俄政府。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其绝大多数人口信奉东正教)和乌克兰(其大部分人口信奉东正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但较为脆弱的联系;这两个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以往独立的经历。在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塞浦路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罗马尼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太密切。前苏联的穆斯林共和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仍然极大地依赖俄罗斯。相比之下,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对欧洲吸引力的回应实际上已使它们脱离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总体上,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下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集团,以及一个环绕它的相对软弱的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它将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这些国家,并试图把其他国家的影响排除在外。俄罗斯亦希望世界接受和支持这个体系。正如叶利钦在1993年2月所说,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必要“给予俄罗斯在前苏联领土上确保和平和稳定的特殊权力”。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

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对于建立一个在欧亚事务和世界事务中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集团来说至关重要。在苏联解体期间,所有这五个国家最初都向高度民族主义的方向前进,强调它们新的独立并与莫斯科拉开距离。随后,对经济、地缘政治和文化现实的认识使这些国家中的四个国家的选民选出亲俄政府,并支持亲俄政策。这些国家指望从俄罗斯得到支持和保护。在第五个国家——格鲁吉亚,俄罗斯的军事干涉迫使政府的立场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亚美尼亚历史上把它的利益认同于俄国的利益,而俄国也以保护亚美尼亚免受穆斯林邻国的骚扰而感到骄傲。在苏联解体后的时代,这一关系恢复了生机,亚美尼亚人一直依赖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并在有关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支持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与亚美尼亚不同,白俄罗斯几乎没有民族认同感,它也更依赖于俄罗斯的支持。该国的许多居民对俄罗斯的认同不亚于对自己国家的认同。1994年1月,立法机关用一个保守的亲俄分子取代了掌权的中间派和温和民族主义者。1994年7月,80%的选民选出了一位极亲俄的总统,他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盟友。白俄罗斯早就加入了独联体,并且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一起是1993年成立的经济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它还同意与俄罗斯建立货币联盟,把它的核武器交给俄罗斯,允许俄罗斯军队在本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驻扎在它的领土上。除国名外,到1995年,白俄罗斯事实上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随着苏联的解体,摩尔多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许多人预料它最终将与罗马尼亚融为一体。对发生这一情况的担忧,在俄罗斯化的东部地区激起了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暗中支持,俄罗斯第十四集团军的支持导致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成立。然而,摩尔多瓦要求与罗马尼亚统一的情绪由于两国经济问题和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压力而减弱。摩尔多瓦加入了独联体,扩大了与俄国的贸易。1994年2月,亲俄的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这三个国家中,倡议将战略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舆论导致政府赞同与俄罗斯紧密结盟。在乌克兰最终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变化。在格鲁吉亚,这一过程要艰难得多。格鲁吉亚在1801年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年其统治者国王乔治十三请求俄国人保护,以防范土耳其人。1918-1921年在俄国革命的三年里,格鲁吉亚又获得了独立,但布尔什维克强行把它并入了苏联。当苏联完结时,格鲁吉亚再一次宣布独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联盟赢得了选举,但它的领导人实施自我毁灭的镇压并被暴力所推翻。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回来领导这个国家,并在1992年和1995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巩固了权力。然而他面临着得到俄罗斯大量支持的阿布哈兹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及被驱逐的加姆萨胡尔季阿领导的起义。他模仿乔治国王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更大的选择”,然后转向莫斯科寻求帮助。俄罗斯军队进行了干涉来支持他,代价是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1994年,格鲁吉亚同意无限期保留其领土上的三个俄罗斯军事基地。俄军的干涉首先削弱了格鲁吉亚政府,然后又支持它,从而把一心想独立的格鲁吉亚纳入了俄罗斯阵营。

除了俄罗斯外,人口最多和最重要的前苏联共和国是乌克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里,乌克兰都曾经独立过,然而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它是莫斯科统治的政治实体的一部分。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654年,当时反抗波兰统治的哥萨克起义领袖博赫丹·赫麦尔尼茨基同意向沙皇效忠以换取俄国帮助哥萨克反对波兰人。从那时到1991年,除1917年至1920年的短暂独立外,乌克兰在政治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然而乌克兰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西方与东正教之间的文明断层线贯穿了它的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过去,西乌克兰有时是波兰、立陶宛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东仪教的信徒,他们实行东正教礼拜式,但承认教皇的权威。历史上,西乌克兰人讲乌克兰语,他们的观念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东乌克兰人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而且大部分人讲俄语。ZO世纪初,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全部人口中占22%,土生土长的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占引%。大部分小学和中学都用俄语授课。克里米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直到1954年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一年,赫鲁晓夫把它并入乌克兰,其借口是承认 300年前赫麦尔尼茨基的决定。

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区别明显地反映在这两部分人所持的态度上。例如,1992年底,西乌克兰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说,他们深受那些反俄罗斯的人的敌意之苦。而持这种态度的人在基辅只占10%。东西两部分的分裂在1994年7月的总统选举中非常引人注目,在职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尽管与俄罗斯领导人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获得了西乌克兰13个省的多数选票,最高的超过90%。他的对手列昂尼德·库奇马在竞选中吸取了用乌克兰语演说的教训,以类似的多数赢得了东部13个省。结果库奇马以52%的选票获胜。事实上,1994年乌克兰公众以微弱多弹确认了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的选择。正如一个美国专家所说,这次选举“反映、甚至集中体现了西乌克兰欧洲化的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一斯拉夫人之间在乌克兰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这与其说是种族的分化,不如说是不同文化的分化”。

由于这一分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沿着三条道路中的一条发展。90年代初期,在有关核武器、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的权利、黑海舰队和经济关系方面,两国之间存在着重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因而一些西方的分析家论证说,西方应当支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然而,如果文明起作用的话,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就很小。这两个国家都是斯拉夫国家,它们的人民主要信仰东正教,几个世纪以来两国人民之间有亲密的联系,相互通婚非常普遍。尽管存在着极大争议以及双方都受到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的压力,两国领导人还是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些争端。1994年中期,乌克兰选出了明显倾向俄罗斯的总统,减少了两国之间爆发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尽管前苏联其他地方发生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严重冲突,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诸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并有一些战斗,但是至1995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

第二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为可能的是,乌克兰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分离问题首先始于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人口中的 70%是俄罗斯人,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相当多的克里米亚公众支持乌克兰从苏联独立。1992年5月,克里米亚议会经投票宣布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但其后又在乌克兰的压力下取消了投票结果。然而俄罗斯议会通过投票取消了1954年把克里米亚割让给乌克兰的决议。1994年1月,克里米亚人选举以“与俄罗斯统一”为竞选纲领的人作为总统,这使得一些人提出疑问:“克里米亚是否将是下一个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或阿布哈兹?”当克里米亚新任总统从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承诺后退,代之以与基辅政府谈判时,答案是响亮的“不”。1994年5月,当克里米亚议会投票恢复1992年宪法(该宪法实际上使它独立于乌克兰)时,局势又一次白热化。然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又一次采取了克制态度,从而避免了这场争论引发暴力,两个月后,亲俄罗斯的库奇马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减弱了克里米亚向分离方向的推进。

然而,那次大选展示了乌克兰的西部与越来越向俄罗斯靠拢的乌克兰部分分离的可能性。一些俄罗斯人可能会对此表示欢迎,正如一位俄罗斯将军指出的,“乌克兰或东乌克兰在未来5年。ic年或15年将会回归,让西乌克兰见鬼去吧!”然而,这样一个残余的信仰东仪教和倾向西方的乌克兰只有得到西方强大和有效的支持才能生存,而这种支持只有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严重恶化,变成像冷战时的那种关系时,才有可能出现。

第三种、也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乌克兰仍将是一个统一的、充满裂痕的、独立的国家,并且总体上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一旦有关核武器和军事力量的过渡问题得到解决,最严重的较长期的问题将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部分地要靠共同的文化和密切的私人关系来解决。约翰·莫里森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之于东欧,犹如法德关系之于西欧。正如后者构成了欧洲联盟的核心一样,前者对东正教世界的统一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核心。

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

5O年代,中国将自己确定为苏联的一个盟友。然后,在中苏分裂后,它把自己看作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价,而获利却甚少。在尼克松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后,中国开始寻求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游戏中充当第三方,70年代当美国似乎虚弱之时,它与美国结成了联盟,然后在80年代当美国军事力量增强,而苏联经济上衰弱并陷入阿富汗战争时,它转向与美苏保持等距离。然而,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中国牌”变得毫无价值,中国又一次被迫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它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

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三个主要的华人实体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

中国政府把大陆中国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自从放弃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90年代中期,这一论调在官方和民间越来越流行。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的华裔来说,“镜子检验”就成了对他们是谁的检验,“去照照镜子”是倾向于北京的中国人对那些试图与外国社会同化的华裔的告诫。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O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

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动力。

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陆、“小老虎”(4只小老虎中有3只是华人社会)和经济上为华人控制的东南亚目队注目的经济增长,华人功不可没。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90年代,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为大陆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资金。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主导了所在国的经济。90年代初,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却占了国内公司销售总额的35%。80年代中期,华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2%-3%,但大约拥有国内私人资本的70%。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 25家企业中华人控制了 17家,据报道,一家华人联合大企业的产值占印度尼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的5%。90年代初,华人占泰国总人口的10%,但拥有10家最大商业集团中的9家,并且创造了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华人大约占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几乎完全主宰了该国的经济。除了日本和韩国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

家庭和个人关系所形成的“竹网”(即关系网)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于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海外华人在中国做生意比西方人和日本人都能干。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做生意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一位著名的日本人在1993年妒忌地说,中国得益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没有边界的华人商人网”。一位美国商人同意这种说法:海外华人“有商业技巧,懂语言,他们把来源于家庭关系的关系网带到了契约中,相对于那些必须向阿克伦或费城的董事会请示的人,这就是一个巨大优势”。李光耀也精辟地指出了非大陆华人在与大陆打交道时的优势:“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们自然地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80年代末和90年代,海外华人能够“向持怀疑态度的世界显示,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可以弥补法治的缺乏以及规则和法规缺少透明度”。基础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共同文化根基突出地显示在1993年11月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上,这次大会被描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为华人必胜信念举行的一次庆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1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介入曾由于天安门事件而减少,这为海外华人创造了一个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机会和动力,结果是各华人群体之间的整个经济联系明显扩大。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占68.3%),还有台湾(占9.3%)、新加坡、澳门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资本只占总额的6.6%,美国占4.6%。在累计为500亿美元的外资总额中,67%的资本来源于华人。贸易的增长同样引人注目。台湾对(大陆)中国的出口从1986年的几近于零提高到1992年占台湾出口总额的8%,仅1992年就比上一年增长了35%。1992年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2%,与其全部出口的增长还不到2%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默里·魏登鲍姆1993年所评论的,“尽管当前日本主导了这一地区,但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地区包括相当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营销和服务人才(香港);一个优良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大量金融资本的聚集地(以上三个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力供应地(大陆中国)”。当然,此外,大陆中国还是所有正在扩大的市场中最大的潜在市场,截至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以在当地市场销售和出口为导向。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人同化,而后者常常持有反华情绪,这种情况有时还会酿成暴力事件,如199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发生的暴乱。一些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将华人资本流向大陆批评为“资本外逃”,为此以苏哈托总统为首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他们的公众再三保证,这不会损害他们的经济。东南亚的华人则坚持认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出生国而不是祖先的国家。90年代初,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向大陆的外流被台湾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量投资所抵消。

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共同的中国文化的结合导致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与华人的“祖国”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使他们适应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香港的华人开始适应北京的统治而不是伦敦的统治,商人和其他领袖不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或做可能会触怒中国的事。当他们确实触怒了中国时,中国政府便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报复。到1994年,几百个商人已与北京合作,成为“港事顾问”,实际上组成了影子政府。90年代初,中国在香港的经济影响也急剧扩大,据报道,至1993年,大陆对香港的投资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在香港投资的总和。至go年代中期,由于香港与大陆的政治一体化将于1997年完成,香港与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已经完成。

台湾与大陆联系的扩大落后于香港。然而,80年代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1949年后的30年里,双方曾拒绝承认彼此的存在和合法性,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往来,而且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这表现在它们不时向沿海岛屿开炮。然而,在邓小平稳固了权力并开始经济改革进程以后,大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动,1981年,台湾政府作出了回应,并开始调整以前与大陆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1986年5月,双方代表第一次接触,就归还台湾的一架被劫持到大陆的飞机进行了谈判,翌年,台湾撤消了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

“同是中国人”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信赖极大地促进了随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的迅速扩大。正如台湾的一位谈判代表所说,台湾人和大陆人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并为彼此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到1993年底,台湾赴大陆旅游者超过420万人次,大陆赴台湾访问者为4万人次;双方每天的往来信函有4万件,电话有13,000次。据报道,1993年,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144亿美元,2万家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约在150亿-300亿美元之间。台湾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大陆,其成功也日益依赖于大陆。一位台湾官员于1993年说:“1980年以前,台湾最重要的市场是美国,但到90年代,我们认识到,台湾经济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大陆。”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对面临着岛内劳动力短缺的台湾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1994年,旨在调整大陆和台湾之间资本和劳动力不平衡的一个反向过程开始出现,台湾的一些渔业公司雇用了1万名大陆人。

经济关系的发展导致了两个政府之间的谈判。1991年,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大陆成立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便相互进行交流。1993年4月,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在新加坡举行,随后在大陆和台湾又进行了一些会谈。1994年8月,双方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达成了“突破”性协议,人们开始推测双方政府最高领导人之间举行会谈的可能性。

9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台北之间仍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主权问题、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以及台湾把自己确定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问题。后者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倡导独立的主要政党民进党发现,台湾选民并不想破坏与大陆的现存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过分努力会损害它的选举前景。民进党领导人因此强调,如果他们赢得了权力,独立将不被列入他们的近期日程。双方政府在坚持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主权,以及确保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有着共同利益。90年代中期,北京和台北在缓慢地、可察觉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互相靠拢,并在扩大经济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中发展着共同利益。

双方走向和解的行动在1995年夏然而止,因为台湾政府积极谋求外交承认及获得国际组织的准入券。李登辉“总统”对美国进行了“私人”访问,台湾于1995年12月进行了国大选举,随后于1996年3月举行了总统选举。中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在台湾主要港口附近的水域进行导弹试验,并在台湾控制的滨海岛屿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这些事态的发展引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目前台湾在不正式独立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民主?未来台湾如果不保持事实上的独立,能否保持民主?

事实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并可能进入第三个阶段。几十年来,国民党政府宣称自己是整个中国的政府;这个说法显然意味着与事实上除台湾外的整个中国的政府相冲突。80年代,台湾政府放弃了这一主张,并把自己确定为台湾的政府,这就提供了与大陆“一国两制”概念相适应的基础。然而,台湾形形色色的人和集团越来越强调台湾独立的文化认同,强调它处于中国人统治下的时间相对短暂,它的方言不被讲普通话的人所理解。事实上,他们正试图把台湾确定为一个非中国的社会,从而合法地独立于中国。此外,当台湾政府在国际上越来越积极地活动时,它似乎也是在暗示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台湾政府的自我确定看来经历了一个演变:从整个中国的政府到中国的一部分的政府,再到不是中国的政府。这后一个使其事实上的独立正式化的立场是北京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北京政府反复强调它不惜使用武力来阻止台湾独立。中国政府领导人还声明,在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和1999年收回澳门后,他们将着手进行大陆与台湾的重新统一工作。此事将如何进行大概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台湾支持正式独立的力量的增长程度;北京的权力继承斗争能否有结果,这一斗争促使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使封锁台湾和入侵台湾成为可能的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21世纪初,通过强迫和调解或双管齐下,台湾似乎将会与中国大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直至70年代末,顽固反共的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冷淡的,李光耀和其他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的落后满怀蔑视。然而当中国经济在80年代开始起飞时,新加坡依照传统的搭车模式开始倾向于大陆。至1992年。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为19亿美元,次年它宣布要在上海附近建立一个“新加坡第二”的工业园区的计划,这将涉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李光耀成为一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热情支持者及其力量的钦佩者。他于1993年说,“中国就是行动的地方”。1993年新加坡政府的海外援助

项目有一半是放在中国的。以前新加坡的对外投资大量集中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现在已开始转向中国。据说,70年代当李光耀第一次访问北京时,他坚持与中国领导人谈话时讲英语而不是汉语。20年后,他不可能再那样做了。

伊斯兰:没有凝聚力的意识

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政治忠诚的结构一般与现代西方正好相反。对于后者来说,民族国家是政治忠诚的顶点,狭义的忠诚从属于它并被归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群体——语言或宗教社会群体,或者文化,对忠诚和义务的要求则不那么强烈。沿着从范围较窄到范围较大的实体的连续曲线,西方忠诚往往是在中间达到最高点,而忠诚强度的曲线则在某种程度上呈倒U字形。在伊斯兰世界中,忠诚的结构差不多恰恰相反,在伊斯兰的忠诚曲线中,中段是个空缺。恰如艾拉·拉皮德斯所说:有“两种基本的、原始的、持久的忠诚结构”,一方面是对家庭、部族和部落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对“在更大规模上的文化、宗教和帝国的统一体”的忠诚。一位利比亚的学者亦持类似观点:“在阿拉伯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中,部落主义和宗教(伊斯兰教)曾起过并仍然起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确实,它们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致它们被看作是形成和决定阿拉伯政治文化和阿拉伯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部落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正如塔赫辛·贝希尔所指出的,许多国家不过是“有旗帜的部落”。沙特阿拉伯的奠基者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巧妙地通过联姻和其他手段建立了一个部落联盟,沙特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部落政治,它使苏德里斯反对沙马斯和其他部落。在利比亚的发展中,至少有18个部落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说在苏丹生活着大约500个部落,最大的部落占全国人口的12%。

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忠诚是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言,而不是对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人们确实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是人们中间最强大的统一力量,比埃米尔(酋长)的权力还要大”。在车臣人和相关的北高加索人中间,存在着100个“山区”部族和70个“平原”部族,它们如此紧密地控制着政治和经济,以致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形成对照的是,据说车臣有“部族”经济。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小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中心,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颇成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数是欧洲帝国主义任意(即便不是反复无常地)制成的,它们的边界甚至常常与种族集团的界线不一致,如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这些国家把阿拉伯民族分隔开来,而另一方面,一个泛阿拉伯国家从未实现过。此外,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与安拉具有最高权力和伊斯兰信仰至上的思想不相容。作为一种革命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伊斯兰的团结,正像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国际无产者的团结一样。伊斯兰民族国家的虚弱也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二战后的岁月中,尽管穆斯林集团之间发生了无数的冲突,但穆斯林国家之间的重大战争却很罕见,其中两场重要的战争就是伊拉克对邻国的侵略了。

70年代和80年代,在各国造成伊斯兰复兴的同样因素也加强了对伊斯兰信仰或整个伊斯兰文明的认同。一位学者在80年代中期评论道:

非殖民化、人口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穆斯林国家下面的石油财富和其他因素相关的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刺激了对穆斯林认同和团结的严重关注……现代通讯加强并发展了穆斯林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到麦加朝圣的人数急剧增长,在远至中国、塞内加尔、也门和孟加拉国的穆斯林中产生了更强烈的共同认同感。在中东的大学读书的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和非洲的学生逐渐增多,他们传播思想,建立跨国界的私人关系。在诸如德黑兰、麦加和吉隆坡这样的中心,穆斯林知识分子和乌理玛经常性地越来越频繁地举行会议和磋商……磁带(录音带和现在的录相带)把清真寺的阿訇布道跨国界传播开来。因此,有影响的布道者现在的听众远远超越自己的本地社区。

穆斯林的团结意识也反映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动中,并受到这些行动的鼓励。1969年,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和巴基斯坦、摩洛哥、伊朗、突尼斯、土耳其领导人一起,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行了第一次伊斯兰首脑会议,这次会议的成果是产生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它于1972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吉达。实际上,所有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现在都属于该组织,它是伊斯兰唯一的国家间组织。基督教、东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各国政府都没有基于宗教的国家间组织,而穆斯林各国政府却有。此外,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和利比亚政府发起并支持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如世界穆斯林大会(巴基斯坦成立的)和世界穆斯林联盟(沙特成立的),以及“被认为具有同它们相同的意识形态取向的、大量的常常是相距很远的政权、政党、运动和事业”,这些组织又“增进了信息和资源在穆斯林之间的流动”。

然而,伊斯兰意识能否发展为伊斯兰凝聚力涉及到两个矛盾。首先,伊斯兰世界围几个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而发生了分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试图利用对穆斯林伊斯兰信仰的认同来促进其领导下的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这种竞争在现政权及其组织与伊斯兰主义政权及其组织两者之间展开。沙特阿拉伯领头创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部分是为了与阿拉伯联盟相抗衡,后者当时受(埃及的)纳赛尔的控制。1991年,在海湾战争后,苏丹领导人哈桑·图拉比成立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以便与沙特阿拉伯控制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相抗衡。“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于1995年初在喀土穆召开,来自80个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运动的几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除了这些正式组织以外,阿富汗战争还产生了一个老战士的非正式的、地下集团的广泛网络,这些老战士为穆斯林或伊斯兰主义事业,曾经在阿尔及利亚、车臣、埃及、突尼斯、波斯尼亚、巴勒斯坦、菲律宾和其他地方久经沙场。战争后,由于又有一些战士在白纱瓦外的达瓦圣战大学,以及阿富汗各种派别和外国支持者主办的军营里受到训练,他们的队伍得到了更新。激进派政权和运动的共同利益偶尔也会克服更传统的对抗,在伊朗的支持下,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苏丹和伊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军事合作,伊朗的空军和海军使用苏丹的设施,而且两国政府联合支持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据说,哈桑·图拉比与萨达姆·侯赛因于1994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伊朗和伊拉克也走向和解。

其次,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预先假定了民族国家的非法性,然而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核心国家来统一,而当前正缺少这样的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一宗教共同体,伊斯兰这个概念一直意味着,过去,核心国家通常只有当宗教和政治领导人——哈里发和苏丹——在一个单一的统治机构中合二为一时才能形成。7世纪阿拉伯人对北非和中东的迅速征服,在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时达到了顶峰。随后是8世纪以巴格达为基础的、受波斯人影响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10世纪在开罗和科尔多瓦还出现了次一级的哈里发。400年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横扫中东,于1453年侵占了君士坦丁堡,并于1517年确立了新的哈里发。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些土耳其人侵入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使伊斯兰世界失去了核心国家。它的领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西方列强瓜分,列强撤退时,在这些领土上留下了一些脆弱的国家,它们建立在不同于伊斯兰传统的西方模式之上。因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宗教、文化的合法性来担当这个角色,并被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接受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

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一个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这种状况可能持续下去吗?

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必须拥有经济资源、军事实力、组织能力和伊斯兰认同,还必须承担充当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导和宗教领导的伊斯兰义务。人们时而提到的可能成为伊斯兰领导的国家有六个,然而,目前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具备成为有效的核心国家的全部条件。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然而它处于伊斯兰世界的外围,远离阿拉伯中心;它的伊斯兰教具有宽松的东南亚的特点,是伊斯兰教的东南亚变种;它的人民和文化是本土的、穆斯林的、印度教的、中国的和基督教影响的混合体。埃及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人口众多,地理上处于中东中心的战略位置,拥有讲授伊斯兰学问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然而它又是一个穷国,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组织和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

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全都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穆斯林国家,并且一直积极努力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影响并充当其领导。为此,它们在创立组织、资助伊斯兰团体、向阿富汗战争提供支持、向中亚穆斯林献殷勤等方面,相互竞争。伊朗的面积、中心位置、人口、历史传统、石油资源和中等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它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然而穆斯林中90%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作为伊斯兰的语言,波斯语的地位远逊于阿拉伯语;况且,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一直势不两立。

巴基斯坦具有面积、人口和军事技术的条件,它的领导人不断试图扮演伊斯兰国家合作促进者的角色,并充当伊斯兰世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言人。然而,巴基斯坦相对贫穷,深受内部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裂的困扰,有政治不稳定的纪录,关注与印度的安全问题。这最后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巴基斯坦为什么要发展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穆斯林国家,如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最初的家园,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都在那儿,它的语言是伊斯兰的语言;它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影响;它的政府严格按伊斯兰原则塑造了沙特社会。70和80年代期间,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它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事业,从清真寺、教科书到政党、伊斯兰组织和恐怖主义运动,它这样做时相对来说是一视同仁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人口相对较少,地理上易受攻击,因而在安全上依赖于西方。

最后,土耳其拥有成为核心国家的历史、人口、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民族凝聚力、军事传统和军事技术等条件。然而,它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世俗社会。阿塔蒂尔克阻止土耳其共和国继承奥斯曼帝国所扮演的那种角色。土耳其甚至不能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因为它在宪法中规定信奉世俗主义。只要土耳其继续把自己确定为世俗社会,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就与它无缘。

那么,假如土耳其重新确认自己呢?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土耳其可能乐于放弃它像乞丐一样恳求加入西方的令人沮丧和羞辱的角色,恢复它作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主要对话者和对抗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更高雅的历史角色。原教旨主义已在土耳其兴起;在奥扎尔的领导下,土耳其作了广泛的努力来认同阿拉伯世界;它利用种族和语言的联系在中亚扮演了温和的角色;它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给予了鼓励和支持。在穆斯林国家中,土耳其与巴尔干、中东、北非和中亚的广泛历史联系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设想,土耳其实际上可以“充当(伊斯兰世界的)南非”:放弃与其现状相悼的世俗主义,就像南非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一样,从而把自己从一个伊斯兰文明的赚民变为该文明的首要国家。南非在体验了西方基督教和种族隔离制度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特别有资格领导非洲;在体验了西方的世俗主义和民主制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土耳其可能同样有资格领导伊斯兰。但是,要这样做,它就必须摒弃阿塔蒂尔克的传统,甚至要比俄罗斯摒弃列宁的传统还要彻底。它还需要一位具有阿塔蒂尔克的能力的领导人,以及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将把宗教的和政治的合法性结合起来,把土耳其从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重新塑造为一个核心国家。

作者:[美]亨廷顿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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