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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

时间:2015-2-14 17:36:57 点击:

  核心提示:  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然而,它们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张及其文化对西方的挑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是20世纪最后25年中充满生机的文明。伊斯兰的挑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现的伊斯...

     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然而,它们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张及其文化对西方的挑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是20世纪最后25年中充满生机的文明。伊斯兰的挑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现的伊斯兰文化、社会和政治复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抵制。亚洲的挑战表现在所有的东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亚洲人和穆斯林都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相比之下,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肯定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但在90年代中期却踌躇于宣称自己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亚洲和伊斯兰有时单独地,有时携手对西方国家表现出日益自信的自我伸张。

在这些挑战的背后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原因。亚洲的自信植根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都正在,并将在进入21世纪后继续对全球政治产生冲击,造成全球政治的极大不稳定。然而这些冲击又有很大区别。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其政府提供了动力和资源,使其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更苛求。穆斯林国家人口的增长,尤其是15至20岁年龄段人口的膨胀,为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暴动和移民提供了生力军。经济增长增强了亚洲政府的力量;人口增长威胁了穆斯林政府和非穆斯林社会。

亚洲的自我肯定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进程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然而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虎(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然后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这些国家多数保持了川年或10年以上的8%- 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同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同样持续高速增长,然后是亚洲内部贸易的急剧扩大。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

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个亚洲都在成为例外。西方以富有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发达为特征的状况将不会持续到超出20世纪。这种转变的速度是势不可挡的。正如奇索·马赫布巴尼所指出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以年平均增长率8%的速度递增,四小虎紧跟其后。(见图5.1)。世界银行1993年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根据大多数估计,中国将于21世纪初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四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七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 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汤米·高大使1993年注意到,“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这一复兴表现在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这种文化复兴的意义体现在东亚两个主要国家与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变化上。

当19世纪中叶西方把自己强加于中国和日本时,经过短暂的对基马尔主义的迷恋之后,大多数精英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战略。随着明治维新,一个有生气的改革家集团在日本掌握了政权,他们学习并借鉴了西方的技术、实践和体制,开始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他们在这样做时采取了保持传统日本文化精髓的方式,它既在许多方面有助于现代化,又使日本有可能于30-40年代求助于、重新阐述和依赖于该文化的要素,以此来唤起对其帝国主义行为的支持和辩护。另一方面,在中国,腐朽的清王朝已无法成功地适应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被日本和欧洲列强所击败、剥夺和羞辱。1910年清政府垮台,随之而来的是分裂、内战,以及相互竞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求助于西方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策、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40年代末,那些从苏联引进的观点战胜了从西方舶来的观点——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制、基督教,中国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

在日本,二战中的彻底失败导致了文化的彻底破坏。一位曾深深涉身于日本事务的西方人于1994年评论说,“现在我们非常难以意识到所有的一切——宗教、文化,这个国家精神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曾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为战争服务。战败是对制度的彻底打击。在他们的头脑中一切都变得没有价值并被抛弃了。”在这个国家,所有与西方有关联的东西,尤其是战胜国美国的东西,都开始被看作是好的和理想的。因此,就在中国效仿苏联时,日本也试图效仿美国。

70年代末,共产主义未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日本的成功和在其他亚洲社会的日益成功,导致新的中国领导人脱离了苏联模式。10年后苏联的瓦解进一步突出了引进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国人由此面!陆着转向西方还是转向国内的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人提倡全盘西化,这一趋势在电视系列片(河殇)和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由女神像上达到了其文化上和流行上的顶峰。然而这种西方取向既没有获得北京几百名决策者的支持,也没有获得生活在农村的8亿农民的支持。全盘西化在20世纪末已不如它在19世纪末那么可行。领导人于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一位评论家评述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权热切地接受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新源泉”,并有意识地激起反美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和行为辩护。一种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就这样产生了,用一位香港领导人1994年的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感。我们是中国人并为此感到自豪。”在中国,9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回复到属于真正的中国东西的普遍愿望,这些东西常常是家长式的、排外的和专制的。在这种历史的重现中,民主就像列宁主义一样不被信任,因为它不过是另一个外国人强加的东西。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兴趣,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当然儒教也为李光耀所热衷,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教的价值观。90年代台湾政府宣布自己是“儒教思想的继承者”,李登辉将台湾的民主化归因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它可以追溯到唐尧(公元前21世纪)、孔子(公元前5世纪)和孟子(公元前3世纪)。华人领导人无论想要为专制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

与此同时,日本80年代成功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所察觉到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和“衰落”形成了对照,这使日本人日益摆脱了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来越相信他们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导致了1945年的军事灾难并因此不得不被摒弃的日本文化,至1985年已产生了经济成就,并因此可以被接受了。日本人对西方社会的日益熟悉使他们“认识到作为西方的一员对其本身来说并非那样理想。他们是从自己的制度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人采取了“脱离亚洲加入欧洲”的政策,20世纪末文化复兴时的日本人却赞成“疏远美国加入亚洲”的政策。这一趋势首先包括对日本文化传统的重新认同,以及重新伸张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其次,也是存在更大疑问的,是努力使日本“亚洲化”。并认同于一般的亚洲文化,尽管日本有其独特的文明。鉴于二次大战后日本与中国相比更认同于西方,又鉴于无论西方怎样衰落,它也不会像苏联那样完全垮台,日本完全摒弃西方的动力远不及中国脱离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动力那么大。另一方面,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其他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记忆,以及中国在其他亚洲国家中的经济中心地位,对于日本来说也意味着,疏远西方将比与亚洲混合在一起更容易。日本通过重申自己的文化认同,强调了其独特性及与西方文化和其他亚洲文化的差异。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价值,但它们也共同地更广泛地重申亚洲文化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一般价值。工业化以及与之伴随着N经济增长导致东亚人别和肌年代清楚地表达了可以被恰当地称作“亚洲的自我肯定”的东西。这个态度总的来说有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将在经济产值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强有力。经济增长在亚洲社会中刺激了一种权力意识以及对自己抵抗西方的能力的肯定。一位日本著名记者于1993年宣称,“美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位马来西亚官员补充了这个隐喻:“即使美国发高烧亚洲也不会咳嗽。”另一位亚洲领袖说,亚洲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畏惧时期的结束和反驳时期的开始”。马来西亚副总理断言道:“亚洲的日益繁荣意味着它现在已处于为全球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安排提供需认真对待的其他选择的地位了。”东亚人认为,这还意味着西方正迅速失去使亚洲社会在人权和其他价值观上遵循西方标准的能力。

第二,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在80年代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当时日本人的经济、出口、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都在激增,日本人像先于他们的沙特人一样,吹嘘他们的新经济实力,轻蔑地谈起西方的衰落,并把他们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归因于自己文化的优越和西方文化的颓废。90年代初,亚洲胜利论在只能称其为“新加坡文化攻势”的表现中再次清楚地表达出

来。从李光耀开始,历届新加坡领导人都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他们还将两者进行对比,并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于从根本上来讲是儒家文化的亚洲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于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他们认为,为了与东方竞争,美国“需要检讨其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基本设想,并在此过程中从东亚社会中学习一点东西”。

对东亚人来说,东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东亚文化更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李光耀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马来西亚总理赞同道,“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工作伦理,包括守纪律、忠诚和勤勉,成了他们各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工作伦理产生于集体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哲学。”

第三,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中国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说,其核

心是“儒教的价值体系,历史使它增光,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特别是它强调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摒弃个人主义,盛行“软”独裁或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亚洲社会在面对西方维护这些独特的价值观、促进它们各自的经济利益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亚洲人认为这需要发展新形式的亚洲内部的合作,如扩大东盟和建立东亚经济会议。虽然东亚社会的直接经济利益是继续进入西方市场,但在更长的时期内经济区域主义可能会流行,因此东亚必须日益加强亚洲内部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日本作为亚洲发展的领导,必须放弃其历史上“非亚洲化和亲西方化”的政策,遵循“再亚洲化的道路”,或更广义地说,促进“亚洲的亚洲化”,这是新加坡的官员们所赞同的道路。

第四,东亚认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努力赶超西方时应效仿的模式,西方也应采用它以自我更新。东亚人宣称,“盎格鲁一撒克逊发展模式在过去40年里如此受到尊崇,被当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和建立一种可行的政洽体系的最好手段。现在它已不起作用了。”东亚模式正在取而代之,从墨西哥、智利到伊朗、土耳其以及前苏联各共和国都在试图学习它的成功经验,正如前几代人试图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一样。亚洲必须“把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亚洲价值观传给世界的其他部分……传播这一理想意味着输出亚洲尤其是东亚社会体系”。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有必要促进“太平洋全球主义”,“使亚洲全球化”,并由此“决定性地塑造新世界秩序”。

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马哈蒂尔总理于1996年对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宣称“亚洲价

值是普遍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的价值”。与亚洲普世主义伴随而来的是亚洲人的“西方学”,它几乎是用西方的东方学曾用来描绘东方时所持的同样的否定态度来描绘西方的。对于东亚人来说,经济繁荣是其道德优越的证明。如果未来某一天印度取代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那么世界就应当准备对印度文化的优越、种性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印度如何通过回归本源和克服英帝国主义留下的失去光泽的西方遗产而最终取得文明中名列前茅的位置,进行广泛的专门的研究。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

伊斯兰教的复兴

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正如抄特的一位高级官员于 1994年所解释的,“‘引进外国的东西’是好的,如闪光的或高科技的‘东西’。但从其他地方引进的不可捉摸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可能是有害的——伊朗国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伊斯兰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沙特人想要现代化,但不一定要西方化。”

伊斯兰复兴运动是穆斯林为达到此目标所作的努力。它是遍及伊斯兰世界的广泛的知识、文化、社会和政治运动。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通常被视为政治的伊斯兰教,它只是范围更加广泛的伊斯兰教观念、实践和辞藻的复兴,以及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再作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兴运动是主流而不是极端的,是普遍的而不是孤立的。

复兴运动影响到了所有国家的穆斯林以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大多数方面。约翰·艾斯波西多曾写道,

伊斯兰教在个人生活中觉醒的标志有许多:对宗教仪式日益浓厚的兴趣(参加清真寺礼拜、祈祷、斋戒),宗教节目和刊物的广泛传播,更加强调伊斯兰教的装束和价值观,苏菲派(神秘主义)的复苏。这种建立在更广泛基础上的复兴也伴随着在公众生活中重新坚持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取向的政府、组织、法律、银行、社会福利部门和教育机构日益增多。政府和反对派都转向伊斯兰教来提高自己的权威和赢得公众的支持……大多数统治者和政府,包括轻世俗的国家,如土耳其和突尼斯,都开始意识到伊斯兰教的潜在力量,对伊斯兰问题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敏感和担忧。

另一位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阿里·希罗·迪斯苏基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复兴运动包括:重新制定伊斯兰教法以代替西方法律,越来越多地使用宗教语言和标志,扩大伊斯兰教教育(表现在伊斯兰教学校的大量增多和国立学校课程的伊斯兰化),日益遵守伊斯兰教关于社会行为的法规(例如,妇女必须蒙面、禁酒),更多地参加宗教仪式,伊斯兰教组织控制了穆斯林社会中反世俗政府的活动,以及广泛地加强伊斯兰教国家和社会的国际团结。上帝的报复虽然是一种全球现象,但上帝,即安拉,已经在伊斯兰群体中进行了最普遍和最彻底的报复。

就政治表现而言,伊斯兰复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它有其经文,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执著于根本的变革,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及有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张。然而另一个更有用的类比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它们都是对现存体制僵化和腐朽的反应;都提倡回复到其更纯正和更苛求的宗教形式;都鼓吹工作、秩序和纪律;都对正在形成的、有生气的中间阶级有吸引力。两者都是复杂的运动,有许多不同的分支,但其中有两支是主要的,即路德教和加尔文主义,什叶派和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甚至约翰动D尔文和霍梅尼之间以及他们试图强加于其社会的禁欲纪律都相似。基督教改革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核心精神都是根本的改革。一位清教牧师宣称,“改革必须是普遍的……改革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和职业;改革法官、低劣的执法者……改革大学,改革城市,改革国家,改革劣质学校,改革斋日,改革宗教仪式、对上帝的礼拜。”图拉比也作了类似的断言:“这种觉醒是全面的——它不仅是关于个人虔诚;它不仅是知识的和文化的,也不仅是政治的,它是这些的总和,是对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重建。”忽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东半球的政治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洲的政治影响。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一个关键方面与基督教改革不同。后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北欧;总的来说,它在西班牙、意大利。东欧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上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相比之下,复兴运动遍及了几乎所有穆斯林社会,从70年代开始,伊斯兰教的标志、信仰、习俗、体制、政策和组织就赢得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从尼日利亚到哈萨克斯坦的全世界1亿穆斯林越来越多的信奉和支持。伊斯兰化倾向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继续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无论是否喜欢它,都不能忽视它,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避免适应它。彻底的大一统总是危险的且常常是错误的,然而,有一点似乎被证明是合理的。1995年,除伊朗外,每个穆斯林人口占优势的国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都比15年前更伊斯兰化和伊斯兰主义化。

在大多数国家,伊斯兰化的核心要素是伊斯兰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团体对现存组织的控制。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关注建立伊斯兰教学校和在国立学校中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实际上伊斯兰教团体造就了伊斯兰的“市民社会”,它在范围和活跃性上相当于、超过、而且常常取代世俗文明社会中常见的脆弱体制。在埃及,1990年初伊斯兰教组织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组织网络,它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空白,给大量埃及穷苦人民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1992年开罗地震后,这些组织“几小时之内就出现在街头,分发食品和毛毯,而政府的救援工作却延迟了”。在约旦,穆斯林兄弟会自觉地遵循发展“伊斯兰共和国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的政策,至90年代初,在这个仅有400万人口的小国家,开设了1所大医院、20个诊所、40所伊斯兰教学校、120个古兰经学习中心。在相邻的西岸和加沙地带,伊斯兰教组织建立和经管了“学生会、青年组织,以及宗教、社会和教育协会”,包括从幼儿园到一所伊斯兰教大学的各类学校,诊所、孤儿院、养老院,以及一个伊斯兰司法和仲裁系统。70和80年代,伊斯兰教组织扩展到整个印度尼西亚。到80年代初,最大的一个名叫穆罕默迪亚(Muhhammadijah)的拥有6O0万名成员的组织,组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内部的宗教福利国家”,并通过一个精心建立的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大专院校的网络,为全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这些以及其他穆斯林社会里,伊斯兰主义组织虽然被法令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但却提供着堪与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机构相比的社会服务。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政治上的表现不如其在社会和文化上的表现普遍,但它们仍然是20世纪最后25年穆斯林社会中唯一最重要的政治事态发展。对伊斯兰教运动的政治支持的程度和构成,因国家而不同。然而存在着某种广泛的趋势。总的说来,这些运动没有得到农村的精英、农民和年长者的支持。像其他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伊斯兰主义者的绝大多数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和这一进程的产物。他们是流动的、现代取向的较年轻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三个群体。

如大多数革命运动一样,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大多数国家,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学生会和其他类似组织,是政治伊斯兰化进程的第一阶段。70年代,在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大学里出现了伊斯兰主义的“突破”,然后转到了其他穆斯林国家。伊斯兰主义的吸引力在技术院校、工程人员和科研人员中尤其强大。90年代在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第二代本土化”表现在使用本国语言受教育的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因此日益受到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注。。)伊斯兰主义者对妇女也常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在土耳其,老一代的世俗主义妇女和她们伊斯兰教取向的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界线。一项对埃及伊斯兰教团体的好战领导人的研究发现他们有五大特征,这些看起来也是其他国家伊斯兰主义者的典型特征。他们年轻,大多数是 20和30多岁;80%的人是大学生或研究生;半数以上来自精英院校或来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术专业领域,如医学和工程领域;70%以上的人来自下层中间阶级,即“中等而不贫穷的背景”,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小城镇或农村度过童年,但成了大城市的居民。

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伊斯兰运动中好战的骨干和突击队,城市中间阶级构成了大多数活跃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来自通常被称作“传统的”中向阶级的群体:商人、经纪人、小业主、小贩。他们在伊朗革命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为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提供了重大支持。然而原教旨主义者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中间阶级中更“现代”的部分。伊斯兰主义积极分子“可能包括受过最好教育的、最聪明的各类年轻人中多得不成比例的数量”,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和文官。

伊斯兰运动拥护者的第三个主要成分是新近移居城市的人。刀至80年代整个伊斯兰世界城市人口的比例急剧增长。涌入正在衰败的常常是原来的贫民区的城市移民,需要伊斯兰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并成为其受益者。此外,欧内斯特·格尔纳指出,伊斯兰教为这些“新迁移的民众”提供了“体面的身分”。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开罗和艾斯尤特,阿尔及尔和非斯,以及在加沙地带,伊斯兰主义党派成功地组织并吸引了“被踩确和被剥夺的人们”。奥利弗·罗伊说,“革命的伊斯兰大众”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新来到城市的几百万农民,他们使穆斯林大都市的人口增加了3倍”。

至90年代中期只有伊朗和苏丹是明确的伊斯兰政府掌权。少数几个穆斯林国家,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存在着主张某种民主合法性的政权。其他40个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绝大多数是非民主的:君主政体、一党制、军事政权、个人独裁或上述这几种情况的综合,通常建立在一个有限的家族、部族或部落的基础之上,在一些情况下严重依赖于外国的支持。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的政权试图援引某种形式的伊斯兰合法性。然而这些政府大多数缺少根据伊斯兰的、民主的或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来为其统治辩护的任何基础。用克莱门特·亨利·莫尔的话来说,它们是“地堡式的政权”,是压制性的、腐败的、脱离其社会的需要和渴望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可能会维持长久,它们不一定会垮台。然而在现代世界,它们改变或垮台的可能性很大。因而90年代中期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涉及到可能的替代性选择:它们的继任者将是谁或什么? 90年代中期在几乎所有国家,最有可能的继任政权是伊斯兰政权。

70和80年代,一股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包括几十个国家。这股浪潮对穆斯林社会有所冲击,但是冲击有限。当民主运动获得力量并在南欧、拉丁美洲、东亚外围和中欧取得政权时,伊斯兰运动同时也在穆斯林国家获得了力量。伊斯兰主义在职能上代替了基督教社会中反独裁主义的民主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似的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动员,独裁政权失去了行动的合法性,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包括原油价格上涨,它在穆斯林世界鼓励的不是民主潮流而是伊斯兰主义。教士、牧师和一般信徒的宗教团体在基督教社会里的反对独裁政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伊斯兰群体、以清真寺为基础的宗教团体以及伊斯兰主义者在穆斯林社会中也起了类似的反对作用。教皇是结束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主要力量,阿亚图拉则是推翻伊朗国王政权的主要力量。

80和90年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主导并常常垄断穆斯林社会中政府的反对派。它们的力量部分是因反对派缺乏选择余地造成的。左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信誉,然后又受到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瓦解的严重削弱。自由、民主的反对集团存在于大多数穆斯林社会,但它们通常仅限于数量有限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有西方根基或联系的人。除个别例外,自由民主主义者无法在穆斯林社会中取得持久而广泛的支持。甚至伊斯兰自由主义也不能站稳脚跟。福弟·阿加米评论道,“在一个又一个的穆斯林社会里,撰写关于自由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传统,就是在写承担了成功可能性很小的责任后便失败了的人的讣告。”自由民主制在穆斯林社会的普遍失败,是从19世纪末以来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反复出现的现象。这种失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社会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冷淡态度所致。

伊斯兰运动成功地主导了反对派,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现存政权唯一可行的替代物,这种成功也得到那些政权政策的很大帮助。冷战期间时而有许多政府,包括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约旦、埃及和以色列,鼓励和支持伊斯兰主义者抵制共产主义或敌对的民族主义运动。至少直到海湾战争之前,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向各类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主义集团提供了巨额资助。伊斯兰集团主导反对运动的能力也由于政府对世俗反对运动的镇压而增强了。原教旨主义的力量一般与世俗的民主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力量成反比,而其力量在诸如摩洛哥和土耳其那样的允许某种程度多党竞争的国家比在那些镇压所有反对派的国家要弱。然而世俗反对派比宗教反对派更容易受到镇压。后者可以在清真寺、福利组织、基金会和其他政府感到不能镇压的穆斯林机构组成的网络内部或背后活动。自由民主主义者没有这样的保护层,因此更容易被政府控制或清除。

为了预先控制伊斯兰主义趋势的增长,一些国家的政府扩大了在国家所控制的学校里的宗教教育,而这种教育常常受到伊斯兰主义教师或观点的支配,政府还扩大了对宗教机构和宗教教育机构的支持。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信奉伊斯兰教的证据,而且政府通过对它们的资助,扩大了对伊斯兰教机构和教育的控制。然而这些也导致了大量学生和人们接受伊斯兰价值观的教育,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和受为伊斯兰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好战的毕业生的吸引。

复兴运动的力量和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号召力导致政府提倡伊斯兰制度和习俗,并把伊斯兰的象征和习俗纳入了其政权。在最广泛的层次,这意味着确认或再确认它们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特征。70和80年代,政治领袖急于使其政权和自己认同于伊斯兰教。约旦国王侯赛因确信世俗政府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前途,他谈到建立“伊斯兰民主”和“使伊斯兰教现代化”的必要。摩洛哥国王哈桑强调他是穆罕默德的子孙和他作为“信徒的指挥官”的角色。文莱的苏丹先前并不因推崇伊斯兰习俗而知名,后来却变得“日益虔诚”,并把他的政权确定为“马来人的穆斯林君主政体”。突尼斯的本·阿里开始经常地在演讲中祈求安拉保佑,并“把自己包裹在伊斯兰的长袍下”,以制约伊斯兰教集团日益增长的吸引力。90年代初苏哈托明确采取了“更加穆斯林化”的政策。在孟加拉国,“世俗主义”原则于70年代中期被从宪法中删除;到90年代初,土耳其世俗的、基马尔主义的认同首次面;临严重挑战。向了突出自己对伊斯兰教的信奉,政府领袖如奥扎尔,苏哈托,卡里莫夫,都急于去朝圣。

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也按照伊斯兰化的法律行事。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法律概念和习俗被纳入了世俗法律体系。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由于拥有大量非穆斯林人口,因而实行了两套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一套是伊斯兰教的,另一套是世俗的。在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将军执政期间,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努力以使法律和经济伊斯兰化。它引入了伊斯兰教的刑罚制度,建立了伊斯兰教教法法庭体系,伊斯兰教教法被宣布为该国的最高法律。

像其他全球宗教复兴的表现一样,伊斯兰教的复兴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把握现代化的努力。其潜在原因是那些造成非西方社会的本土化趋势的一般因素:城市化,社会动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讯和媒体应用的加强,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的扩大。这些发展破坏了传统的乡村和氏族纽带,造成了异化和认同危机。伊斯兰教的象征、信奉和信仰满足了这些心理需要,伊斯兰福利组织满足了穆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穆斯林感到需要回复到伊斯兰教的观点、习俗和体制,为现代化提供指导方向和动力。

人们认为,伊斯兰教的复兴也是“西方权力和特权衰落的产物……当西方放弃了其全盘支配地位后,它的理想和体制也失去了光采”。更具体地说,复兴运动为7O年代的石油繁荣所刺激和推动,它大大地增加了许多穆斯林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并改变了它们与西方之间存在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如约翰·凯利当时所评论的,“对沙特人来说,使西方人遭受屈辱的惩罚无疑使其倍感满意;因为这些惩罚不仅是沙特阿拉伯权力和独立的表现,而且也正像他们想要显示的那样,显示了他们对基督教的轻蔑和伊斯兰教的杰出。石油资源丰富的穆斯林国家的行为“如果放在其历史的、宗教的、种族的和文化的环境里,就不过是使基督教的西方屈从于穆斯林的东方的大胆尝试”。沙特、利比亚和其他国家的政府用它们的石油财富来刺激和资助穆斯林的复兴,穆斯林的财富导致它们由对西方文化的狂热转向倾心于自己的文化,并愿意在非伊斯兰社会中坚持伊斯兰教的地位和重要性。正如西方的财富以前被看作西方文化优越的证据一样,现在石油财富也被看作是伊斯兰教优越的证据。

石油涨价所提供的动力80年代开始消失,但人口增长是一个持续的动力。东亚的崛起被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所推动,而伊斯兰教的复兴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长率所推动。伊斯兰国家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中亚,大大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1965至1990年,全球总人口从33亿增加到53亿,年增长率为1.85%。穆斯林社会的增长率几乎总是在2.0%以上,常常超过2. 5%,有时达3. 0%以上。例如,1965至1990年,马格里布地区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65%,从2,980万人增加到5,900万人,阿尔及利亚人口以每年3.0%的比率递增。同一时期,埃及人口的增长率为2.3%,由2,940万增加到5,240万。在中亚,1970-1993年间,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增长率为2.9%,乌兹别克斯坦为26%,土库曼斯坦为25%,吉尔吉斯斯坦为1.9%,但人口几乎有一半是俄罗斯人的哈萨克斯坦增长率仅为1.1%。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年人口增长率超过2.5%,而印度尼西亚年增长率是2.0%以上。总之,正如我们所提到的, 1980年穆斯林可能构成世界人口的18%,而在2O00年可能将超过20%,在2025年达到30%。

马格里布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人口增长率已达到顶峰并正开始下降,但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仍将很大,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人们都将感觉到这一增长的影响。未来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年轻人口多得将不成比例,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口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激增(图5.2)。此外,这个年龄组的人将大部分是城市人口,并且至少受过中等教育。人口规模与社会动员的这一结合具有三个重大的政治后果。


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据说,“基督教新教改革是历史上杰出的青年运动的范例之一。”杰克·戈德斯通曾令人信服地论证说,人口增长是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末发生在欧亚大陆的两次革命浪潮中的主要因素。(注。。)西方国家青年人口引人注目的扩大与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民主革命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19世纪成功的工业化和向外移民减轻了欧洲社会青年人。对政治的冲击。然而 20世纪 20年代年轻人的比例再度增长,为法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提供了生力军。40年之后,二次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60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发挥了政治影响。

伊斯兰青年在伊斯兰教复兴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随着70年代复兴运动的发端及其在SO年代的加强,主要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比例(即15-24岁的人)大大增长,并开始超过总人口的20%。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青年人口的激增在 70年代和 80年代达到了顶峰;在其他国家将于下世纪初达到顶峰(表5.1)。所有这些国家实际的或预测的高峰,除了一个例外,均在 20%以上;预计沙特阿拉伯青年人口的增长在21世纪头10年达到高峰之前不会停止。这些青年人为伊斯兰教组织和政治运动提供了生力军。或许并非完全巧合的是伊朗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在70年代急剧增长,在70年代后半期达到20%,而1979年恰好发生了伊朗革命;9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的这一数字也达到了这个高度,此时正值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拯救阵线赢得公众支持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穆斯林青年人口的膨胀也出现了潜在的重大的地区差异(图5.3)。尽管必须谨慎地对待数据,但预计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青年人口的比例在世纪之交将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青年人口的激增在海湾国家将仍然会很高。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说,对他的国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兴起。)根据这些预测,这种威胁将持续到21世纪。


表5.1 穆斯林国家青年人口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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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000-2009年 2010-2019年

皮斯尼亚 叙利亚 阿尔及利亚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巴林 阿尔巴尼亚 伊拉克 土库曼斯坦 马来西亚

阿联酋 也门 约旦 埃及 巴基斯坦

伊朗 土耳其 摩洛哥 伊朗 叙利亚

埃及 突尼斯 孟加拉国 沙特阿拉伯 也门

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科威特 约旦

马来西亚 苏丹 伊拉克

吉尔吉斯斯坦 阿曼

塔吉克斯坦 利比亚

土库曼斯坦 阿富汗

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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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高峰或预计达到高峰(几乎总是大于20%)的10年。在一些国家这个比例的高峰出现两次。

资料来源:见图5.2。

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20岁出头、寻找工作的青年人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2010年左右。与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和摩洛哥增长约50%;在叙利亚将超过10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

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来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长的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向外扩张,占领领土,向其他人口变动较小的民族施加压力。伊斯兰人口增长于是成为造成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萧条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一个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例如,70年代,前苏联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穆斯林人口增长了24%,而俄罗斯人口仅增长了6.5%,这在中亚共产党领导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注。幻同样,阿尔巴尼亚人的数量迅速增长也难以让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或意大利人放心。以色列人关注巴勒斯坦人的高增长率;西班牙本身的人口年增长率不到0.2%,它感到不安的是,它的马格里布邻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西班牙的10倍以上,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是西班牙的大约十分之一。

挑战的变化

任何社会都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于21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稳定下来。日本经济增长率于70年代中期大大下降,此后也没有明显地高出美国和欧洲国家。其他出现亚洲“经济奇迹”国家的增长率也会下降,接近于综合经济中保持的“正常水平”。同样,任何宗教复兴或文化运动都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某一时刻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平息或消失在历史中,如果为其提供人力的人口推动力在ZI世纪的前20和30年减弱,那它就极有可能发生。到那时,好战者、老战士和移居者的队伍将缩小,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和穆斯林同其他民族(见第十章)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可能会减少。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虽不会变得密切,但冲突会减少,准战争(见第九章)可能会让位于冷战,甚至可能是冷和平。

亚洲的经济发展将留下一份遗产,即更富有、更综合的经济,对国际事务相当多的参与,成功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中间阶级。这些可能导致更多元化的和可能更民主的政治,然而这种民主政治未必更亲西方。相反,力量的增强将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力,并努力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导全球趋势,脱离西方的模式和规则而重塑国际体制。伊斯兰教的复兴像包括基督教改革的同类运动一样,也将留下重要的遗产。穆斯林将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所共有的东西和把他们区分于非穆斯林的东西。新一代的领导人不一定是原教旨主义者,但将比他们的前辈更信奉伊斯兰教。本土化将加强。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经济落后和军事弱小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会产生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的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伊斯兰的失败而谴责西方。或者,如果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继续发展,它们可能会在发展方面提供一个“伊斯兰模式”,以此与西方和亚洲的模式相竞争。

无论如何,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均势发生巨大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作者:[美]亨廷顿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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